| T O P I C R E V I E W |
| 老姜 |
Posted - 04/30/2009 : 18:03:54
抗戰前與抗戰後的國軍派系概念變化頗大，戰前的地方軍中，西北軍分裂出的韓復渠、宋哲元、統一四川的劉湘、長期割據雲南的滇軍龍雲等系統不復存在，轉化為中央旁系。僅存下來的西北三馬、川軍鄧席侯、川軍劉文輝、李白黃桂軍、閻錫山晉軍及從閻轄下分出的傅作義綏軍等系統不是因所處地緣特殊、中央勢力鞭長莫及，就是因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需要而尚能倖存。戰前勢力龐大的張學良東北軍、楊虎城陜軍早在西安事變後，因部隊遷離原地盤，人事支出、彈藥補給等維持部隊的要素均須仰賴中央提供而演變為中央旁系，在抗戰間大部分也已遭中央化或為中央嫡系所併吞。而在戰前就已演變為中央旁系的派系中，如湘軍譚延闓、何鍵、粵軍余漢謀等則更不用說，八年下來早已成中央化的嫡系部隊。
因此抗戰後的中央軍勢力在國軍派系已成壓倒性的優勢，蔣中正本人成為名副其實的國軍領袖，在北伐後曾跟其逐鹿中原的桂系李白黃等人，在「江西剿共」期間尚可藉由聯合其他地方軍(如與湖南的何鍵暗通款曲、與陳濟棠籌畫兩廣聯合)及利用蔣因剿共與日軍局部入侵而無法分抽兵力下 ，時而挑戰蔣的威信；抗戰後所有條件不復存在，只能向蔣俯首稱臣，維持地盤廣西的「自治」，且廣西地盤的維持，推測可能還是蔣一來顧忌桂系不同於其他地方軍，李白黃等人為國軍元老，與蔣有怨但亦有歷經北伐、寧漢分裂等共患難的革命情感；二來桂系對處理因抗戰而實力膨脹數倍的共軍的看法與其相符之下，所得的結果。
所以抗戰結束後，在共軍積極與國民政府搶奪淪陷區的壓力下，蔣中正對於壓制地方軍及改造旁系部隊的處置上並未如抗戰時的積極。固然抗戰中亦有日軍的壓力存在，但抗戰中後期隨著佔領區的擴大，日軍因補給的限制，在戰事中推進到一定的距離就必須返回根據地，故佔領的地方必須方棄，且始終不能抓住國軍主力打殲滅戰。所以中央軍系統的國軍部隊只要骨幹未失，經由後方整補後恢復實力相對容易，反倒是遭日軍打擊的地方軍及旁系部隊，在常常得不到整補的情況下，部隊越打越弱最後遭到改編取消番號或由中央軍系統的新編部隊來頂替，反而幫助了國民政府調整軍隊建制及中央軍對地方軍與旁系部隊的中央化腳步加速。
在國軍的派系已呈中央軍系統獨大的情形中，蔣中正反而是對嫡系將領的系統，採取了讓後人感到不解的防範。雖說目前尚未有權威的文獻來闡述蔣當時的想法或論證此一政策的存在，但從抗戰後蔣分派嫡系將領於各地接收淪陷區時，卻將各嫡系將領於抗戰中所掌控的部隊與人分開派往不同地方接收的情況，至少可以說明蔣對於各嫡系將領確實有壓制的動作出現。如黃埔三期的王耀武，於抗戰中長期率領著號稱國內國軍王牌部隊的74軍馳稱於國內戰場，王本人也因在上高、長沙、常德、雪峰山等歷次會戰中，立下功勳而逐步由74軍軍長升至24集團軍司令、第4方面軍司令官等職，使王到抗戰結束前，不但晉升速度領先了一般三期生大幅距離，甚至超越了大部分的一期學長而成為蔣最受寵信的門生之一。在其高升的過程中，74軍一直為其麾下所指揮部隊 。但抗戰甫一結束，王受命擔任山東省主席兼駐地濟南第二綏境區司令 ，74軍卻先被調往南京擔負首都警衛，內戰開始後又調往蘇北地區先後歸薛岳、湯恩伯指揮，而脫離王的掌握 ；黃埔一期生中以「山東三李」揚名於中央軍的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在抗戰結束後，李先洲擔任王耀武的副手 ，李玉堂則擔任駐地山東袞洲的第10綏境區司令 ，李延年則任徐州綏境公署主任薛岳副手 ，但三人的基本部隊92軍、10軍、2軍則分別被派往華北、中原、山東，92軍劃歸孫連仲的保定綏境公署指揮，第10軍則由川軍將領孫震的第5綏境區指揮，第2軍則先後由粵軍張發奎系統的歐震第3兵團、黃埔一期范漢傑的膠東兵團指揮 ；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在完成上海的接收後，改組為徐州綏靖公署轄下的第一兵團參與進攻山東共軍，但第一兵團指揮的部隊中，卻無一為湯系統轄下，反倒是上述王耀武的74軍、黃埔一期王敬久在抗戰時慣常指揮的25軍，被歸於湯來指揮 ；而湯的基本部隊13軍，則與被派往新疆任警備司令的黃埔一期宋希濂從淞滬會戰到滇西反攻時一直指揮的71軍，一起送到東北歸東北保安司令黃埔一期的杜聿明來指揮 ；杜聿明系統的第5軍又劃給上文敘述的王敬久第2兵團轄下等等 ，以上例子不勝枚舉，在中央嫡系將領中除胡宗南在陜西控制的部隊未有變動外，陳誠在抗戰末期就已任中央大員，而旗下系統部隊遍佈全國，幾乎所有的嫡系將領與其系統部隊均被以「大風吹的模式」調換。
抗戰結束後一聯串國共衝突，足以顯示即便當時中國民間輿論和平之聲瀰漫，但國共本質間的差異，加上抗戰前長達十年的血戰，注定了耗時三個多月的重慶會談，所得之雙十協定成為廢紙的命運。在這國共內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下，蔣中正會採取此一錯誤決策，頗讓人費解。國共內戰國軍戰敗原因甚多，由於兩岸至今為分治狀態，對於戰事的過程描述內容差異甚大，故後世的研究者一直無法取得一致性的看法。「兵將不習」雖不一定為共勝國敗結果中的絕對要素，但所引發的派系隔閡後遺症，卻往往使部隊運行不順，甚至導致持優勢戰局的逆轉。
抗戰後奉命接收東北的杜聿明，在推進時與13軍的軍長石覺因雙方作戰理念不同而產生心結，使進軍稍遇阻礙，導致在數十年後兩造的回憶錄中都不斷的在批評對方：杜認為「13軍在抗戰從未打過硬仗」，因此認定石誇大共軍實力而畏戰，數次催促石率部前進 ；石卻認為杜抗戰八年呆在雲南「缺乏實戰經驗、作戰指揮僵化死板錯誤百出、統禦方面私心自用」，推進過程中常偏袒52軍、使13軍戰功無法彰顯 。此因於抗戰末期時，杜聿明任第5集團軍司令官兼昆明防守司令部總司令，下轄自己的基本部隊第5軍，與以第5軍分出之榮譽1師為骨幹編成的第8軍共2個軍 。但杜奉命前往東北接收時，卻是率領著湯恩伯系統的骨幹部隊13軍與關麟征系統的52軍。這中間因杜在擔任第5軍的骨幹師200師師長前曾任52軍25師的副師長，尚熟悉52軍的部分人事，故指揮起來問題不大；反之湯恩伯系的13軍因軍長黃埔三期出身的石覺與杜不屬同一派系，彼此間軍履歷程互不熟悉而產生矛盾，僅靠著國軍裝備較共軍精良，且杜氏個人強勢的領導風格，才順利從山海關推進東北佔領瀋陽，而未影響大局。
杜聿明與石覺因「兵將不習」所產生將帥之間的矛盾，僅導致部隊運行不順，且楚於國共雙方因接收地盤而引發零星衝突的階段，還未影響國軍情勢。但到了內戰開打後，此種情形卻逐漸演變為國軍勝局逆轉或損失擴大的催化劑。尤其為讓國軍上下大大震動的萊蕪會戰慘敗使蔣中正本人與其他高層才意識到此問題的嚴重性。
在內戰初期重點進攻山東時期所發生的「萊蕪會戰」敗仗，主要原因為共軍主動撤出臨沂向北轉用，國軍北進兵團未能迅速跟蹤追擊，使南進兵團成孤軍在萊蕪遭包圍；而南進兵團又未能固守原地、臨敵後退於運動中遭共軍消滅，進而使國軍「南北呼應、兩面合圍」山東共軍於魯中地區的計畫破產 ，也讓駐地濟南的第二綏靖區因參加此次會戰，損失了編組成南進兵團的綏區主力部隊，導致往後僅能消極被動防禦濟南而無法完成在魯西、魯北的綏靖任務。此次敗仗三個主要決策者陳誠’王耀武、李仙洲皆有責任，陳誠過於樂觀的認為華東地區共軍已遭擊敗，誇大共軍受損而制定南北對進夾擊共軍的戰略 ；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在李仙洲部被圍時，疏忽萊蕪地區地形類似葫蘆狀盆地，該地區以北之吐絲口鎮為盆地出口，而吐絲口守軍亦遭共軍圍攻旋即失守的情報而下令突圍，導致李部在敵前撤退，而退路又遭封死使部隊陷於混亂 ；而最重要的就是親臨第一線的戰場指揮官李仙洲無法掌握部隊、手下兩位軍長不遵從其所制定的策略，使六萬大軍兩日之內在萊蕪地區遭到全殲，而之所以無法掌握部隊，就是因蔣中正在抗戰後部隊主觀大調動使「兵將不習」所導致的後果。李仙洲從剿共到抗戰期間，擔任師長、軍長、集團軍司令等職務所指揮的21師及由21師擴充的92軍在戰後被調到華北，而在萊蕪會戰所率領的46軍、73軍分別屬桂系、中央嫡系王耀武系統的部隊，與其根本毫無淵源 。73軍軍長韓浚雖與李同為黃埔一期生，但畢業後從未在一起共事過，其從頭到尾受王耀武遥制，才會堅持在不利形勢下突圍，而不理會李仙洲因擔憂行軍遭共軍合圍而提出的固守萊蕪、尚有一絲希望保全的等待北進兵團來援並轉包圍為反包圍的構想 ；46軍軍長韓練成李仙洲則根本不認識，更遑論會知曉韓的共諜身分，所以在韓練成於突圍前由共黨地下工作者協助隻身投入解放區消失後，李仙洲也叫不動無人指揮46軍，造成了突圍時46軍因組織序亂而插入73軍隊伍時的混亂 。
因兵將不習所導致部隊不受掌控的因素，致李仙洲的司令部在此次會戰中，只是扮演者徐州綏靖公屬與第二綏靖區的協調角色，並沒有太大的揮灑空間，體制現實下他的班底無法處理涉及情報、交通、後勤等各方面資訊，進而制定詳細的作戰方案並監督部隊執行。李本人幾乎只有負責傳遞陳誠與王耀武的命令給下面部隊的工作，決策都要經過同屬下兩位軍長商量並取得同意才獲執行，最後才導致了不但圍殲共軍目的沒達到，反而賠上自己有生力量的最壞局面。若李仙洲在當時所統馭的是其所熟悉的92軍等部隊，則一來部隊受其掌控不致會發生如46軍般軍長不在、而李又對其號令不通所生的混亂；二來李在審視戰局後，所下之固守命令也不會有底下軍長不甩而堅持突圍的情形，如此就算最後仍未能保全，也必能讓共軍為圍殲而付出重大代價。此次結果也讓國軍朝向將「兵團」建制由臨時任務編組逐漸邁向正式建制化的方向發展，使兵團司令能擁有獨立的人事、經理、決斷權力與兵團直屬部隊的設置，同時在日後組建兵團時，優先考量部隊人事淵源、文化背景的相關性，主官人選也必從組建部隊中直升，以避免類似此次會戰時發生因兵將不習所衍發的問題。
內戰初期在魯南會戰時，嫡系部隊整編26師及附屬於其下、由先進美械裝備所組成的第一快速縱隊的報銷，最主要的責任當然是在師長馬勵武驕縱輕敵，在大敵當前下還回後方過年看戲 ，讓整編26師過於突出，以及重裝備不適合黃泛區地形才導致的 。但原西北軍宋哲元系統的整編59師、77師所組成的馮治安部亦有無可推卸之過失，因馮部並未確實做到掩護整編26師，甚至讓共軍從馮部與馬部的接合處通過來完成圍殲馬部的目標 。但蔣中正並未對馮治安有任何懲處，甚至連陳誠親自去調查亦不了了之，推測可能為蔣有意將馮部當作旁系與地方軍的樣板，以除其對非嫡系部隊併吞的罵名。反之，對於嫡系將領的壓制，在的目前的史料中，雖未探究到蔣中正本人有此意圖，但採行讓國軍嫡系將領與所轄部隊「大風吹」的調動政策，導致兵將不習而造成國軍在內戰初期的失利則是不爭的事實。由於尚無權威文獻論述蔣心中想法，只能推測其認為抗戰後，國內無其他軍事集團能與其抗衡，而共軍的勢力則如其想當然爾的在三個月到半年內能決，所以最大的威脅力量反而是來自於蔣本人所一手栽培的以黃埔系為主的中央嫡系將領。
參考資料：
1.朱崇文著，《蔣軍整編26師馬勵武部峰枣被殲記》。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八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簡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1962年。
3.王耀武著、《萊蕪蔣軍被殲記》。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及第八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4.劉統著，《華東解放戰爭紀實 : 1945-1948》。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5.石覺口述、劉鳳翰編，《石覺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
6.胡必林、方灝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
7.曹劍浪著，《國民黨軍簡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
8. 杜聿明著，《國民黨破壞和平進攻東北始末》。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遼瀋戰役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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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姜 |
Posted - 05/04/2009 : 17:49:18
不才的論文部分節選，論點也僅代表自身看法。
參考文獻不只上述，但其餘過於零碎或無法找出原始出處，故不予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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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hs |
Posted - 05/04/2009 : 17:34:37
您這篇是論文嗎?
還是閱讀官方公開資料後的初步自身看法?
所參考的資料大多數(6/8)來自北京出版....
窮到只剩尊嚴 窮困使野心滋生 |
| xk2008 |
Posted - 05/02/2009 : 11:14:53
如果共军真如老蒋想象的那么无能，那老蒋做法没什么奇怪吧，袁世凯被自己嫡系架空的教训历历在目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