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阿富汗泥潭的我們，應當向誰尋求指引呢？嗯，當然是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反正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這樣認為的。別想了，這件事和印度帝國沒什麼關系。在我和基辛格的談話開始十分鐘後，他說道，政策制定者們應該考慮……比利時。沒錯，比利時。基辛格嗓音低沈，話音聽起來自然很渾厚。這位博士說到這裏頓了一下，想看看我這個歷史學教授是不是明白了。
我盡力不讓自己因“尼克松(Nixon)-柬埔寨-智利”的慣常原因而喜歡基辛格，但我不只一次為他徹底折服。17年前，我受邀為他的著作《大外交》(Diplomacy)撰寫書評。我原以為這本書能讓我對外交文化大開眼界，比如關鍵決策是怎樣依賴看似微不足道的外交禮節等瑣事才得以確定的。我還記得在巴黎舉行越戰和談時各方圍繞談判桌的形狀展開的冗長爭辯，既荒誕可笑、又舉足輕重。難道這本書中沒有電報措辭不當造成政治災難、雞尾酒會上的錯漏演變成國際事件的故事？然而，《大外交》卻相當常規而優雅地闡述了19世紀的外交政策、歐洲列強的大公們的治國藝術。這本書角度獨特、堪稱優秀：它經常給予讀者啟發，尤其是在探討俾斯麥和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時。基辛格在哈佛大學(Harvard)曾對俾斯麥做過許多研究，而維也納會議是他的著作《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中的核心部分——該書至今都仍是這一領域的最佳著作。我在書評中也是像上面這樣說過，還對該書未能從社會學視角來探討外交實踐表示遺憾。
當然，亨利·基辛格必須要努力掌握的第一個難以理解的異國文化就是美國文化。1938年，當基辛格一家逃離納粹德國到達紐約時，他已經15歲了。當時，有很多方式和社區可以幫助基辛格緩解這種文化上的沖擊：紐約上西城有活躍的德國猶太僑民社區，人數眾多；哈德遜河畔有定期聚會(stammtisch)；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還有軍事情報解讀組，其中有許多像基辛格這樣的人。但在哈佛，基辛格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情景：學院名流們的求思若渴。以最嚴苛方式把基辛格一路帶進美國思想殿堂的是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精神導師——來自田納西州莫夫裏斯波洛(Murfreesboro)的威廉·揚德爾·艾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基辛格回憶道，“他可是個大名人”，是範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逃亡派詩人”(Fugitive Poets)中的一員。這群詩人還包括愛倫·泰特(Allen Tate)和約翰·克勞·蘭塞姆(John Crowe Ransom)。艾略特把自己的張揚個性和堅韌頭腦帶到了華盛頓，擔任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顧問，並一直與那個圈子保持著聯系。艾略特一開始可能對哈佛的本科生並不感興趣，尤其是那些帶有濃重德國口音、誠摯迫切求知求學的本科生。基辛格郁悶地笑著說：“我被分配給他時，他明確表示這對他是個很大的負擔。他說，‘你不妨寫一篇關於康德(Kant)的論文吧。’”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與政治實踐？這正合年輕基辛格的心意，盡管作為前羅德學者(Rhodes Scholar)的艾略特要求他在下次會面時朗讀出來——這很像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的風格。基辛格朗讀完後，這位逃亡派詩人承認：“你的思想倒的確有點意思。”“實際上，他說他現在願引導我的才智發展。第一步就是讓我去讀《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
基辛格從艾略特那裏學到的是，如果不掌握很長的時間跨度，那麼對政治和政府的任何闡述都將是淺薄和適得其反的。在這本關於中國的著作中，這種長遠視野得到了全面展示。該書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堅持從中國古典文化的起源開始講述，歷數“中央王國”的諸多朝代，之後才論及衰落、割據和革命時代。基辛格微笑著講起他在這本書開篇時提到的場景，毛澤東把黨內領導人召集過來聽他講述唐朝發生的一場戰爭。“這就像我們的某位領導人回顧查理大帝(Charlemagne)時代的戰爭一樣。”你能夠聽出來，基辛格是在認為我們的領導人回顧歷史並沒有什麼壞處。他還哀嘆“現代的政治家們太缺少歷史感。對他們而言，連越南戰爭都久遠得難以想象，朝鮮戰爭就更是與我們不再有什麼關系了，”盡管朝鮮半島沖突還遠談不上結束、而且隨時都有可能從“冷戰”轉為“熱戰”。基辛格嘆息道：“這（即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喜歡說的‘失憶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nesia)）是一種重大的殘缺……我和政策制定者們交談時，如果引述一些歷史做類比，他們就會想‘他怎麼又開始扯歷史了。’”
